近二十年来，因为自己研究兴趣的关系，不时会到不同级别或类型的档案馆查阅材料。地方政府档案馆和高校档案馆的整体形象也日渐清晰起来，差异明显。

原则上而言，因为种种原因，区县档案馆是比较难进去的，工作人员总是充满了警惕、怀疑与不解；也许是因为见惯不惊的缘故吧，省级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则会漫不经心地给你已经解冻或已解密的档案，虽然不一定热情，还有可能翻着白眼和明显的不耐烦。也因为愿意坐冷板凳翻泛黄的纸页的人毕竟不多，像地处方庄的北京市档案馆的借阅室就显得格外空旷，每张桌子上的一盏台灯更是平添了几分温馨和舒适。

最让人觉得有些委屈的就是高校的档案馆了。说委屈，不是诸如我这类因为不得已的原因去查档案的人，而是对热情的工作人员而言的。因为查阅学籍等档案的在校或离校的学生特别多，经常忙得不亦乐乎的他们不得不在局促、狭小、简陋的环境中没日没夜的工作。来来往往的人流，不厌其烦的解释，发自内心的声声“谢谢”使得高校档案馆多少有些像乡村集镇的菜市，熙熙攘攘，喧闹嘈杂却人情味十足。今年3月中旬，我在地处春城昆明核心地带的云南大学档案馆查阅些1949年前的档案材料。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的我更是加深了高校档案馆的“菜市”感。

或者是故纸堆的研究工作本身就不重要，或者是我所在高校管理人员认知有偏差，请假前往时，颇费了番周折。他们说，“你要是去开会，这好说！查档案，不就一天半天的，为啥要那么长时间？再说了，为什么要上班时间去？”一切都让我这个被质问的当事人无语。最后，差不多是诚惶诚恐地写了近千字陈情的“交待材料”才被放行。

等到了云南大学档案馆，出行前的曲折、阴霾一扫而光。云大档案馆依旧留守春城中央的老校区。不同年代、风格多样、精巧别致的建筑诉说着这所地处西南边陲的高校历史的悠久。间杂在这些静默、伟岸建筑物其间空地上的绿意盎然的松柏，绚烂多姿、香气四溢的花草，让整座校园洋溢着浓浓的诗情画意。清晨，中午，大人小孩、帅哥美女喂食活蹦乱跳的松鼠更是让我这个异乡人流连忘返。所幸的是，我住的云大宾馆在西门，而档案馆在东门，穿校园而过的我每天总是能看到这些和谐、温馨的景致，恍惚游在画中。

云大档案馆的借阅室在三楼。其实，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借阅室。在相当意义上，它集借阅室、咨询室、接待室等功能于一体。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办公室的两位老师十分辛苦。而且，虽然所有档案都在这里，但因要到新校区值班，所以这里有时只有一位老师坚守。在我查阅档案的一周时间里，一直坚守在这里的李老师不但没有停歇过，延迟下班也成为了常态。

好在我还算是一个严于律己，不轻易给人添乱的人。早早地去，在尽可能人少的时候，请李老师拿出我要看的卷宗，待在角落里默默地看。当要更换新的卷宗时，经常都是有数人在排队等候李老师。或者因为我是“常客”的缘故，别人的事儿万分紧要时，李老师也不会忘记对我抱歉地一笑。除此之外，就是尽可能地插空给我拿新的卷宗，而对等候的人解释一句并说声“抱歉”。稍有空闲，她还不忘记给我添加开水。本来应该是忙而乱的办公室，因为李老师的微笑、善意、耐心，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让所有的人都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有天，临下班时，我问她，“你每天说那么多话，嗓子受得了吗？”李老师依旧和善地说：“习惯了。你看见的，不说能行吗？很多人来查档案时，一头雾水地就来了。贴在门外的‘查询须知’不看，什么手续也没有。有的人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要查什么。这就只有一遍又一遍地给人解释与确认了。”

我去的那些日子，正好是相关部门要求查询多年来党员登记表和党组织关系手续签转的日子。云大的各个部门、各个院系都纷纷前来查询。这种群体性的集中查询，也就使得借阅室的两位老师更加繁忙了，根本没有闲暇的时候。

当我在这里将所需的卷宗查阅完，并准备到省档案馆查询被移交到那里的云大1949年前的档案时，李老师告诉我：可以不用去省档案馆，在这里就可以查到电子版的。人都有偷懒的时候。不愿在路途上浪费太多时间的我想到，即使到了云南省档案馆估计也只有看光盘，也就不怕给李老师她们继续添乱，心安理得地待下了。

云南省档案馆将云大民国期间的档案数码化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但是坦率的讲，数据的排列则是凌乱的，而且不能直接在两万多条的目录光盘中检索。这多少给我带来了些不便。当我浏览完所有的目录，查阅具体的卷宗内容时，一天多时间，刘老师和李老师前前后后给我拿了数十次光盘。无论多忙多累，哪怕是下班后加班，她们都会将我查阅过的卷宗目录号逐一登记造册，一丝不苟。

忙而不乱，井井有条，兢兢业业，尽职尽责，有礼有节就是我对搅扰了云大档案馆借阅室的两位老师的基本印记了。希望不久的将来，云大档案馆的办公条件能好些，人手能多些，李老师她们也不是永远那样超负荷的运转。

岳永逸

2016年3月24日记于北京